重塑与再造
进入90年代,“红色英雄”重新出现了繁荣的征兆。“这首先缘于人类跨越世纪末这一历史背景滋生出的历史怀旧情绪,”焦垣生这样评价这种复苏,“20世纪是人类历史上最为动荡的世纪,在它即将翻过的时候,人们总会感到躁动不安。在对新世纪充满美好憧憬的同时,又伴随着对过去的感伤、回忆、缅怀与留恋。而‘红偶像’恰恰是一个能唤起文化记忆的历史文本。”
然而,“红色英雄”的再度走红,却已经有了本质的不同。随着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,消费文化匆忙走向前台。这些怀旧的社会情绪很快被商品经济所利用,迅速转化为可以出售的商品,成为大众文化产业着力开发的重要资源。
“与此同时,消费时代的偶像过多集中于影视明星,偶像所能发挥的社会功能,尤其是正面价值极其有限。因此,主流意识形态一直试图整合这种社会力量,尝试着将偶像榜样化,希望偶像能发挥正面积极的作用。”凌燕对此提出了自己的见解,“有意思的是,在实践中实现这种对接的有时常常是商业力量。因为90年代以来,商业影视剧的主流意识形态化和主旋律作品的娱乐化,一直是大众影视生产的基本准则。事实上,不断推陈出新正是消费时代偶像文化生产的基本规律。娱乐明星不尽如人意,于是将革命历史资源纳入到偶像生产之中,这样的诉求与主流意识形态不谋而合。”
受众也是今非昔比。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副研究员沈杰在《中国百姓蓝皮书·价值观与心态》中指出,中国人对社会生活的认识、情感和意向的表达,即社会心理,也发生了深刻的转折。“在价值观取向上,从注重理想向强调现实的方向发展,从注重义务向强调利益的方向演变,从注重集体向强调个体的方向转化;在社会心态上,从封闭化走向开放化,从情感化走向理性化,从单一化走向多样化。”
于是,为了迎合当下受众的口味,“红色经典”在传播的过程中,便出现了大量的衍生文本。“这些衍生文本,虽以母本为基础,但对主题思想、故事情节、人物形象都进行了大胆改造。”焦垣生说,“比如在主要人物身上编织过多情感纠葛,强化爱情戏;在人物造型上追求偶像化,增加浪漫情调;在集体主义精神中挖掘个人英雄主义,在传统英雄人物身上挖掘多重性格,在反面人物的塑造上追求所谓的人性化和性格化。”
这样,在主流意识形态与商业力量的合谋中,昔日的“红色英雄”被改造成了“红色偶像”。不可否认,“红色偶像”更加具有接近性、亲和力,因此取得了较好的传播效果。然而,“‘红色偶像’与消费时代的一般偶像不同,它不属于特定追随者,而是有可能成为全民的偶像,它承载了一个时代的理想信念,”凌燕说,“从这个意义上看,无论是对于人物的重塑还是对于环境的改写,都可能对人的历史记忆造成影响,这些历史记忆所负载的意识形态意义也可能会被重新理解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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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者：
欧阳海燕
编辑：
高欣艺